重释互联网——读《互联网的误读》 读书笔记

作者：天博克罗地亚  时间:2024-11-06 16:11:09

  《互联网的误读》是由詹姆斯·柯兰、娜塔莉·芬顿、德斯·弗里德曼共同写作而成的。这本书以历史学、社会学、政治学、经济学的视角切入，通过重新梳理互联网的性质、历史、功能，解构了对于互联网“妖魔化”和“天使化”的误读，旨在

  书中第一部分讲述了互联网的历史，总览其社会地位；第二部份聚焦于互联网的规制和经济；第三部份审视互联网尤其是社会化媒体的政治和文化影响。它既关注互联网发展初期的英雄历史，也关注它在后期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既重视互联网在西方语境下的发展，也强调互联网在东方语境下发展的重要性。

  作者们首先“树靶”，论述了社会各界如何在“互联网中心主义”、“技术的人类中心主义”、“去语境化论述”的框架下，建构起关于互联网误读。这些误读渗透在经济、政治、网络管制、文化、人与社会关系等方方面面。随后，作者们利用两大原则——“对互联网影响的解读必须结合具体的语境(政治经济学视角)”以及“技术并不是互联网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一一纠正这些误读（打靶）。最后得出的结论是：互联网确实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重大影响因素之一，但却不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力量。

  在这本书中，“媒介中心主义”、“技术的人类中心主义”是社会各界建构起互联网误读的武器，无论是媒介中心主义还是人类中心主义，都忽视了社会过滤机制的作用，没有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具体化的语境下看待问题。正是因为如此，“误读”、“媒介中心主义”、“人类中心主义”、“社会过滤机制”是串联起这本书的几个核心概念，我会在这一部分重点进行论述。

  三位作者在这本书中，都没有对“误读”这个概念进行解释，只是在树靶子的时候，从政治、经济、文化、网络管制、人与社会的关系等方面，具体化论述人们如何“误读”互联网的影响。但是我认为仍然有必要对这个概念进行解释。因为作者们在还原互联网应用的社会语境时，解构的不仅包含对互联网的“天使化”的误读，也包括“妖魔化”的误读。

  罗杰·菲徳勒在《媒介形态变化》这本书中，曾经提到“30年原则”。即一项重要的新技术运用于社会时，在第一个十年会广受好评，让相当一部分人憧憬其美好的前景；第二个十年会饱受诟病，让人觉得它一无是处，毫无前途；只有到了第三个十年，它才会被公允地评价，并真正融入日常生活中。

  当前，5G技术、移动互联网、智能媒体的发展，使得社会各界普遍相信互联网会改变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迎来更加平等、民主的世界，甚至对赛博空间产生“迷思”。但是由于以往对印刷术、广播、电话、电视所寄予的美好期望最后都被证实已经破灭，许多学者、专家也在呼吁警惕互联网的负面影响，甚至对互联网出现了“妖魔化”的误读。

  之所以要对“误读”这个概念进行解释，主要的原因有如下几点：第一、如果将“误读”单纯等同于“妖魔化”的误读或者“天使化”的误读，那么无论对哪一方的解构都可能会倒向另外一个极端，仍然属于技术决定论的范畴。第二、只有当作者认识到技术和社会是一个互相建构和创造的过程，才能够跳脱出“天使化”和“妖魔化”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认识到互联网不是神话般的崇高偶像，也不是毁灭世界的利器，让互联网真正迈入平淡无奇的寻常世界，它才会成为社会和经、济变迁的动力。因此从这个方面上说，作者通过个人的逻辑成功地平衡了乐观主义和悲观主义的观点。

  正如前面所说，人类对于新技术（广播、电视、计算机）的辩论总是陷入到一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一边是悲观主义者，一边是乐观主义者，但是无论哪个，它们都对媒体、乃至对当代社会政治生活形貌的影响、社会政治的性质、社会政治中复杂的权力关系产生了误解，因为这些理论的根源都是媒介中心主义。

  所谓的媒介中心主义实际上的意思就是一种“神话”，当媒介作为社会的中心，渗透入我们生活方方面面时，我们就有几率会成为媒介中心主义的猎物。它不仅凸显媒介的主体地位，而且暗示身在媒介中的重要性，以及你能把自己的信息传递给他人的重要性（即强调“交流”的意义）。我们生活在这个以互联网为中介的世界里，这样一个世界可能给你提供比传统媒体更大的控制力，它是移动的，互动的，可能提供无穷的创造力。

  比如前几年滴滴打车公司因为舆论压力被迫整改，有观点认为正是因为互联网的产生，让公众得以对滴滴打车做监督，才有了整改；又比如，我们平时如果离开自己的手机，就算身边有很多朋友，依旧是觉得很焦虑。这些其实都是媒介中心主义的体现。

  事实上无论是互联网的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都建立了一个共识：即互联网应该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技术，而且在任何情境中互联网造成的结果都是一样的。因为媒介中心主义拒绝把社会政治生活语境化，他们所谓的前景(无论是乐观的还是悲观的)，都是从技术的潜能中推导出来的，丝毫没考虑现实情境中政治、经济、文化可能对技术的管制和反制。而媒介中心主义不过是这种共识的一个体现，只不过它只看到了技术乐观发展的一面而已。

  互联网作为历史中出现的一项新技术，本身就是社会历史的产物。在历史中，多方力量一同推动历史进程，并非单一因素会导致社会变革。作为历史因素之一的互联网并没有对社会持续健康发展发生决定性影响，而仅仅是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因素。技术本身所具有民主、自由、平等方面的潜能，能否发挥作用需要受到社会中政治、经济、文化这一过滤器的影响，它不可能脱离这一社会过滤机制单枪匹马地改变全世界。因此，互联网能在“去语境化状态”下搅动社会巨变仅仅是被建构起的神话而已。

  这个社会过滤器可以解释为什么互联网的影响在不同语境下大有不同。从这个方面看，无论是那些指出互联网的发展可以解除和摆脱人类社会在经济、政治、文化方面面临的困扰，促进“新经济”的到来，迎来更加民主、平等、自由的新世界一类的乐观主义者（天使化误读）还是认为技术一定不可能迎来这一理想化世界，甚至有可能毁灭世界的悲观主义者（妖魔化误读），他们的讨论都是无意义的。社会过滤机制贯穿于整本书之中，作者在对互联网的性质、历史、功能进行阐述时，都运用到了这一核心观点。

  人类中心主义把人作为技术的发明者，把互联网作为达成目的的手段，但是技术本身的发展是有其自身逻辑的。同时，技术本身的发展并不是只靠技术本身建构，还有别的嵌入性影响因素。事实上这种观点也容易对互联网的历史及其功能产生误解，因为它同样也是犯了脱离社会语境探讨问题的错误。

  这本书最重要的一个论述方式是梳靶和打靶。作者们首先论述社会各界当前对互联网在政治、经济、文化、网络管制、历史发展等方面存在的妖魔化或天使化误读（即树立靶子），这些误读事实上要么体现了媒介中心主义的观点，要么体现了人类中心主义的观点。随后，作者以“社会过滤机制”和“技术并不是互联网发展的唯一决定因素”作为打靶的工具，对这些误读进行反驳。

  在图能够准确的看出，我列出的误读更多是针对“天使化”的误读。因为作者更多的是想纠正当前人类对于互联网天使化理想化的解读和期望，矫正这样的惯性。然而，在对每个方面做结构时，作者们也有展现出部份“妖魔化”误读，以进行纠正。只是书中论述的逻辑更多的是对“天使化”误读进行打靶时，顺便纠正“妖魔化”误读，所以就做思维导图时做了如上的处理。

  从上图中能够准确的看出，在互联网发展的过程中，充斥着一种观点：技术或人类是网络兴起和发展中的决定性因素，这其实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表现。

  在提及互联网功能时，经济方面，人们一致认为互联网会促进“新经济”的崛起，丰饶会取代稀缺、多样化会取代标准化、参与民主化会取代等级结构。其中丰饶经济学认为随着网络多样性的发展，长尾理论和免费理论将会更适用于互联网经济发展。B站的二次元文化、AO3的同人文、耽美文化······这些都是长尾理论在互联网市场被成功运用的例子。“共享自行车投资热潮”更是证明了资本家们对互联网建构起的新经济世界坚信不疑。

  在网络管制方面，人们认为互联网是世界上最大的，不受规制的无政府组织。由于互联网的开放性、互动性，有的人觉得我们大家可以在微博、微信等移动社交平台上发表自己的观点和看法；在政治方面，有的人觉得互联网能够建构起对抗权力的激进政治运动。

  但事实上，这些对于互联网在政治、经济、网络管制、文化方方面面所起到的功能解读，都是陷入了“媒介中心主义”这一神话的圈套之中。作者们以政治学、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的视角切入，通过对互联网的历史进行梳理，发现促进互联网发展的不仅有技术的推动（万维网的发展）、人的意志（科学家、政府、左翼集团）的影响，更有商业化、国家审查的介入。因此“技术的人类中心主义”也就不攻自破。

  在经济方面，作者们肯定了互联网在某一些程度上确实开辟新的运营方式，但是这种运营方式和资本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数字资本主义仍然受制于老一套阵发性供求危机和投机活动周期，更强化了一个生产系统的等级结构和两极分化的紧张关系。商业化仍然是网络经济的追求。在互联网管制方面，企业、政府、代码、市场等等都渗透到其中，只不过西方更多的受到企业和市场的管制，而东方更多的是政府的审查；在推动激进政治和民主社会到来方面，作者肯定了互联网开放性、多样性、全球性确实为激进政治提供便利性，但是这种政治更多的是无组织性、无目的性，带来激进政治策略的碎片化和低效率。

  最后作者得出了两个结论：第一，和以前的技术一样，互联网的使用、控制、所有制、发展历史离不开特定语境的影响。互联网是推动政治经济发展的主要的因素之一，但不是决定性因素。互联性所带来的潜能不一定等于它实际发挥的作用。第二，应当充分配置公共干预的手段，让互联网真正为公众服务。

  在这本书中，作者旨在通过纳入具体的语境，对互联网“天使化”和“妖魔化”的误读进行解构，跳脱出“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二元对立的框架中，让人们能正确的认识互联网的发展、性质及其作用。不仅考虑西方语境下互联网的发展，也关注东方语境下的蜕变，因此是一本很好的书。但是我认为这本书还有能改进的地方，主要有如下几点：

  作者在这本书中论述了人类对于互联网会有咋样的误读，这些误读主要受制于“媒介中心主义”和“人类中心主义”神话的影响。作者也纳入了政治经济学、历史学、社会学的视角来了解构。但是他们却没有指出，从印刷术、广播、电视，再到如今的互联网，人们乐此不疲地重复着这些误读，到底是受制于什么力量的影响和控制？在莫斯可的《数字化崇拜：迷思、权力和赛博空间》一书中，作者觉得重点不在于承认迷思揭露了什么真相，而在于探讨其掩盖了什么真相。从这个方面上讲，三位作者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进行讲述还不够深入。

  作者虽然以社会过滤机制作为打靶的工具，强调互联网发展过程中的语境所产生的影响，平衡了技术悲观主义和乐观主义，但事实上，能够正常的看到他们并没有建构起属于自身个人的观点。在文章最后提到互联网管制时，他们强调必须建立一种否定政府和否定市场的管制，而是让公众真正去参加了，但是具体做法到底如何，他们却没有提，而且这种观点实际上也是一种美好的幻想。

  作者在对这些误读进行反驳时，有时候过于武断。因为在社会相互建构的过程中，谁也不能够确保互联网未来到底在某个特定的社会蕴含着多大的潜力，比如作者在书中提到互联网没有使购物革命化，但是看我们当前中国的状况，其实这种观点已经不攻自破了。随着5G技术、移动互联网、区块链等技术的发展，互联网到底有没有真正地把这些潜能变成现实，其实也不一定。

  《互联网的误读》试图通过还原互联网应用的社会语境，解构互联网的各种神话，不仅包括天使化的神话，也包括妖魔化的神话。它的中心主题可以概括为：权力是至关重要的，互联网既可拿来加强权力，也可以消解权力或是绕开它。所以，互联网的内在本质既非民主也非专制，而是极大地依赖于部署这一技术的语境。

  作者暗示，互联网并没有创造出什么新的社会现象或社会变革，所有问题都潜藏于社会之中。但新媒体，无论它有多少不足，相对传统媒体而言，仍然构成了一场量子跃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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