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位置决定命运——读《人类网络》 读书笔记

作者：天博克罗地亚  时间:2024-11-05 10:08:01

  人类社会的复杂性远远比我们任何人想象中的要大，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形成的（Matthew O. Jackson）教授用他最新的作品《人类社会：社会位置决定命运》给出了他的思考。

  杰克逊教授是斯坦福大学经济学William D. Eberle讲席教授，圣菲研究所（Santa Fe Institute）客座研究员，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经济与社会网络研究领域的领军人物。同时他也是深受欢迎的在线课程教师，主讲的“经济与社会网络”和“博弈论”课程听众人数超过100万。

  全书共分为八章，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人类网络是如何改变我们对问题的思考。在第一章，即引言部分，作者以社交网络的发展和人与人之间关系构成的复杂性为引入，提出了全书的中心思想：“你的网络，就是你的命运”。

  一个人在网络中的位置如何决定他的权势与影响力，一个人可能发挥影响力的渠道有哪些，它们如何依赖于一个人的人际网络，就是这本书要一一解答的问题。

  这一章里，作者用了多个术语来解释人际网络中的直接影响力。在网络术语中，某个人在特定网络中有多少联系或者链接（关系）被称为此人的“度”（degree）。与之相关的反映某个人在网络中处于何种中心程度的指标被称为“中心度”（degree centrality）。

  由“中心度”的概念，可以引申出“友谊悖论”（friendship paradox），即在无论规模多小的任何社群中，有着最高的“度”的人总是拥有超出比例的存在感与影响力。也就是说，我们的朋友平均拥有的朋友人数超出社群中的一般水平，因为会有一部分人气高的人和大部分人会有交集，而且他们在决定一个群体的感知和行为标准方面发挥了超出比例的作用。

  围绕谷歌公司的搜索算法，作者带出了“特征向量中心度”的概念，每个人的中心度都是其朋友中心度总和的特殊的比例，有广泛人脉的人更容易散布消息，消息的流动也更为迅速，但这更像是一种理论情况。一般来说，人们对任何话题的兴趣最终都会随时间而衰减。

  大多数新闻报道获得的主要关注是来自最初的几小时或几天，很快会被后来的报道取代，不但是在媒体上，也反映在人们的交谈与进一步传播上面。这在某种程度上预示着，特征向量中心度可能过度测算了网络中的位置对散布消息的作用。同时，特征向量计算方式把传播理解为在网络中无限循环的无休止的过程。很明显，现实没有如此地极端。

  那么，现实是怎样的呢？作者又引入了两个概念。介于中心度与特征向量中心度两种极端情形之间的情况，称之为“传播中心度”（diffusion centrality）。如果让迭代次数以及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的信息传播概率足够大，那么传播中心度就接近于特征向量中心度。如果只做一次迭代，或者信息传播概率很小，传播中心度将与中心度成比例。即是说在“传播中心度”这种中间情形下，一个人在网络上中的影响区域有限，传播内容是否热门和持久成为了重要的影响因素。

  当然，我们获取的信息并不是都完全来自于熟人，这就又牵扯到另一个概念——“中介中心度”（betweenness centrality），即对网络中的每个节点，反映其他各对节点之间的最短连线通过该节点的比例。如果某个节点的两个朋友彼此没有直接联系，他们之间的最短连线就会通过该节点，即该节点位于他们之间。这使得该节点不但能担任经纪人或中间人，还能够成为其他节点行动的协调人。这个中间人在现实的信息传播中往往起到很大的作用。

  传染病一样是一个传播现象，只不过传染病传播的是病毒或细菌。此时此刻，我们正在受到新冠病毒全世界蔓延的侵扰，尽早打赢抗疫战是我们共同的心愿。病毒的传播有一个“基本再生数”（basic reproduction number）的概念，即一个典型的感染者会让多少其他人受到新的感染。若基本再生数大于1，每个感染者造成的新感染多于1个，传染就会继续扩大，每个新感染会造成更多人被感染，使其不会停止。若小于1，直到低于临界值时，传染过程会走向衰减，疾病就会消亡。

  从“中心度”的角度看传染病的话，显然度数较高的人更容易被感染，能够加速传播，这会对处于相变阶段中的网络带来非常大的冲击。如果我们要寻找传染源就需要找到影响最大的节点，即从最中心的节点开始。因此，保持社交距离、减少社交活动成为减缓传染速度的最重要方式。

  从传染病的扩散延伸开看，如果每个人有1个以上的朋友，则这个分支会向外生长，扩展为一个巨型分支；如果平均朋友数小于1，社会网络将成为大量互不连接的小型分支与孤立节点的集合。如果一个社会中每个成年人的平均子女数多于1，如此循环，社会将成长壮大；如果每个成年人的平均子女数小于1，社会将走向萎缩。事物传播的规律实质上就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用“中心度”的眼光去看待金融网络，又会是一个怎样的情况呢？金融网络的中心度可以帮找我们找出谁“密而不能倒”，并成为风险评估的主要工具。

  金融市场是一个复杂系统，有多重的扭曲因素。金融市场存在大量的参与者和不一样的联系。无论参与者间的联系有多少，风险都是存在的。互相有更多联系并不总会增加金融网络中的“受感染”风险。但是，即使没有一点接触也不意味着绝对能避免“感染”，比如一家银行在没有一点投资失败的时候，因为种种原因依然可能遇到兑付的危机。

  将金融市场推到出现“传染”关键点上的力量其实很多。可以列举一下：其一，规模经济和范围经济让大银行获得了相对于小银行的众多优势，使很大部分业务集中到少数最大的银行。其二，银行和别的金融机构需要彼此开展业务，形成连通性网络。其三，银行与金融机构与少数交易对手开展较大的交易，相对于让业务广泛分散来说，更能节省关系成本、获得特惠待遇。于是金融市场上存在若干关键连接，从而使一家公司对另一家企业的风险敞口很大。

  其四，破产带来的巨大成本可能会引起一家公司的倒闭拖累别的企业。其五，企业在选择自身的投资组合与伙伴关系时，并没考虑对交易对手产生的外部效应与潜在连锁效应。其六，不确定性和恐惧导致投资者撤回资金、停止发放贷款，这可能很快将已经陷入困境和本来财务情况良好的金融企业推入无力清偿的境地。所以，金融市场一旦陷入风险，往往是系统性的风险。

  保罗·拉扎斯菲尔德与罗伯特·莫顿（Paul Lazarsfeld and Robert Merton, 1954）共同提出了“同质性”（homophily）的概念，即人们喜欢跟自己类似的人打交道的普遍倾向。有许多因素驱使并诱惑体力和年龄方面相似的人聚在一起。但研究表明，同质性的出现与社会类型无关。实际上在技术高度发达的如今，我们大家可以跨越时空的界限，在海量的人群中选择交往对象时，同质性的倾向依然明显，而且趋势还在增强。

  “同质性”对于人类网络来说是一个很基础的特征，让我们的生活与周边人的行为变得更容易预测，但也极具分裂性。我们社会结构中的裂痕极其深刻、普遍和顽固，对于理解信念和观点的极端化，以及机遇、就业和福利的长期不平等来说，他们发挥着主要而非次等的作用。但在现实中，我们大家常常会忽略“同质性”的存在，这往往会导致在解读此类问题时有错误的倾向。

  用“同质性”的观点去看待社会固化和不平等现象能看出很多本质的问题。首先，同质性不但影响着有关教育的信息流和基础知识，还涉及如何获取的方法。父母如何养育子女，儿童从周边的人那里学习什么，都反映着这种效应。其次，接受教育和进入正规就业的激励高度依赖于一个人的伙伴和社群的行为。

  再次，成为劳动力之后的工资和机遇高度依赖于一个人有多少伙伴处于就业状态，因为交际网络是工作机会的大多数来自。上述效应结合起来，特别是加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就足以导致社会固化和不平等的持续和扩大，这些力量比父母给子女的财富效应更强大。

  另外，在儿童教育的各种影响因素积累下，上层收入家庭在培养优秀学生方面相对于下层收入家庭拥有2:1的优势。所有类型的资本都是可继承的，能够从父母传给子女，这一事实也对社会固化问题有重大影响。而且，人际网络和社会资本在决定谁得到何种工作及何种待遇中的重要性越发明显。

  无论你喜欢与否，你的命运同自己的朋友都是紧密交织的。他们如果境遇不错，就能给你提供帮助。他们如果陷入失业，你也会不走运。因此，密切的人际关系可能更具同质性。我们最密切的朋友往往是跟自己最像的人，跟自己住的近的人，与自己一起学习和工作的人。

  那么如何减少社会固化与不平等呢？一个激进做法便是，取消私人财产，组织公社。更直接的处理方法是抵消同质性产生的作用，给缺乏信息和机遇的地方提供这些资源。一般来说，信息成本很低，帮助人们了解某些行动的重要性，并时不时地提供有力的助推，就可能会带来非常大的效果。此外，还可以消除妨碍低收入家庭在职父母花时间关心子女的障碍，给予更多人高等教育与职业发展的机遇。

  增加社会流动性不仅能尽到提供公平机遇的道德义务，还能够更好的降低未来在医疗、福利和执法上的成本，并且促进经济效率，这对抑制不平等扩大和维持经济稳步的增长至关重要。

  所谓“集体的智慧”，就是需要观点的多样性，并且不能有系统性偏差，才能使我们平均汇集社会上的所有观点，得出较为准确的结论。这是建立在观点多元的情况下，但在“同质性”严重的情况下呢？答案就是意见的极端化。当然这种影响也是有程度之分的。

  “同质性”对某些事实陈述的简单传播的影响可能就很有限。一旦人际网络已足以稠密，能让信息扩散到每个部分，那么只需要各个群组之间的少数几次交流，就足以让对某些事实的知晓自由扩散到整个社会网络。与之相反，同质性对涉及价值判断区间（例如环保工作的成效、社会公共事件的道德问题）的更为敏感的观点和信念则有着显著的影响。

  把目光放到我们的身边，我们在意让自己的行为与朋友保持协同，借用博弈论的术语，叫做“多重均衡”，这可能会引起多种相当稳定的结局，我们与朋友彼此的强化效应可以压倒我们个人的倾向性。

  当存在社会影响力以及需要与其他人保持协同时，传播过程不再只取决于基本再生数，还会受到社群联系的本地模式的影响。反应本地模式的一个关键网络特征是“聚集”现象，即你的朋友中有特殊的比例彼此也是朋友。如果人际网络中的两个人（或两个节点）有一个共同的朋友，那我们能说他们之间的关系取得了“加持”。

  我们都会在意其他人怎么样看待自己，这就形成了强有力的激励。当人们的行动受到更广泛关注时，他们会有不同的表现。由此，我们有理由认为人际关系在受到“加持”的时候，将运转得更有效。

  由加持、关系和别的类型的社会资本带来的偏袒对整个社会系统的影响比较难判断，因为人与人的联系能促进信任，利于发展生产，但同时也对谁占据哪个位置、花费多少时间来从事社交等造成了扭曲。

  技术能帮助人们建立更多的人际联系，因为人们对社会联系的投资往往不足，能促进交流的任何事物都有其好处。当然技术也能带来不利的影响，技术进步让人们更易和自己观点相似的人及组织建立联系，因此导致同质性加剧。

  应该说，全球化是技术进步的产物。在技术推动的社会演变中，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很多东西变“多”了：更稠密的网络，更多的同质性，更强的两极分化，更快的信息扩散与传染。网络连接的微小变化会造成巨大的后果，即使结构相同，仅仅是人际网络范围的改变也可能给传染、社会固化和极端化带来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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